贵州剑河县柳川镇一起不属于信访受理范围的纠纷案件，在镇调解组织多次调解无果后，申请人依然不肯依照指导走司法诉讼程序解决纠纷，而是反复去县、到州、上省、进京上访，应用何依据及措施妥当应对呢？

一、纠纷引发的缘由

    1991年，申请人与其他三个兄长在父亲的主持下，按照已经参加工作的一个兄长不分，指定父母一股养老田，剩余农田、土地三个兄弟各一股的分配方案，采取抓阄的方式，将原其父母承包的农田、土地进行了划分，并协定按农村习俗，申请人与父母生活，承担父母养老送终责任，管理父母分得的农田、土地及父母所建老屋。分家后不久，申请人兄弟之间为方便生产生活，通过协商交换了个别零星土地，并根据最终管理现状分别管理至今。申请人的母亲2000年过世，2013年11月，申请人在公安机关与父亲分别立户。

    从2014年初起，申请人以20多年来都是自己赡养父母亲，且1991年分家时自己年幼，分配农田土地时吃了亏为由，与父亲、兄长闹起了纠纷，要求今后自己不再赡养父亲，且自己赡养父母多年，要享有父母亲的养老田、房屋。

    申请人的父亲年龄已经八旬有余，丧失了劳动能力，因赡养出了状况，顾虑到今后与其他子女居住时的经济问题，要求申请人分出自己养老田和房屋，作为今后养老的依仗。父亲的要求得到除申请人之外其他子女的支持。

二、多次调解，纠纷当事人意见不合，调解无果

    本案，柳川镇已经多次组织调解。每次调解，申请人的父亲和三个兄长都强调，申请人未尽到赡养父母亲的义务，不能继承母亲遗产，也不能占用父亲农田、土地、房屋。理由是：一、申请人1991年分家时才19岁，分家后至2004年11月结婚，2005年1月外出务工，外出务工前一直游手好闲，全靠父亲劳作、兄长扶助才有全家经济来源；二、申请人母亲2000年过世时，安葬事宜全靠父兄出资、出物、出力及收受亲友礼金来安排；三、申请人外出打工后，过年期间才回家几天，2013年底回家前，累计与父亲生活时间不超过6个月，父亲生病就医、家里的农业生产等一切都不过问，全是申请人的三个兄长帮助解决；四、申请人申明今后父亲由三个兄长赡养，自己不再承担赡养义务，其行为构成了对父亲的遗弃，2014年法院判决申请人每月支付一定数额赡养费，申请人败诉后也没有履行法院判决。

    因双方意见分歧较大，数次组织调解都是无果而终。

三、纠纷不能和解的原因

    一是申请人文化较低，受到的文化熏陶较少，接受传统教育机会较少，没有法律观念。在对申请人宣传法律知识动员时，申请人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任凭工作人员、群众教育和动员无动于衷，不讲亲情，坚持不赡养父亲，对自己行为会受到道德谴责、会受到社会唾弃没有感到愧疚。

    二是申请人的父亲传统观念较重，在申请人不肯赡养自己后，坚持要把自己的养老田、房产留给其他赡养人。

    三是申请人的兄长对申请人不讲亲情、唯利是图的行为怨气较大，都支持父亲的观点和要求，要和申请人讨个说法。

四、申请人坚持上访要求调解的原因

    一是申请人虽然履行了一定的赡养义务，但是自2014年起不再赡养老人，违反了农村长期形成的养老风俗及分家时的协议规定，也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诉诸法庭，申请人没有胜算，只有要求调解协商才能让其利益最大化。

    二是申请人为解决家庭琐事，以不符合信访渠道解决的纠纷事项反复去县、到州、上省、进京上访，始终不提起司法诉讼，一方面是有对判决结果不利于自己的预判，一方面是想钻空子，以上访的方式逼迫政府作出无原则的让步，获得政府用经济手段解决其非正当诉求的利益。

五、基层政府面临的难点

    一是动员和组织调解不能促成纠纷当事人和解，纠纷焦点不在行政管理行政处置权限范围之内，不能通过行政手段来处理；

    二是申请人不提起司法诉讼，而是采取去县、到州、上省、进京上访，工作人员维护社会稳定困难，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并有可能因此受到问责和处分。

六、对本案的思索

（一）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纠纷成因特点鲜明，调解难断，案件在社会上造成的负面影响难以消除

    我国农村传统养老模式，归纳起来有两种，一种是赡养人同养，这种模式是老人膝下赡养人不分你我，采取用经济供养的方式共同赡养老人，也可以是赡养人轮流供养老人。这种养老模式，一旦赡养人供养出现矛盾纠纷，调解成功与否，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长期存在；第二种是老人以养老田、土地、山林作为养老成本，与指定赡养人共同生活，老人去世后，由这个指定的赡养人继承老人遗产和农田土地承包经营管理权，这是农村传统养老最常见的模式。这种模式，随着老人健康状况恶化，患病率、伤残率上升，自理能力下降，更多地需要日常护理、生活照料，成为指定赡养人家庭的负担，一旦出现本案中申请人不再赡养老人的现象，首先是其他赡养人在纠纷中有未尽到赡养义务的过错，指定赡养人指责其他赡养人于情于俗不合、却有法可依，清官也难断家务事；其次是老人的养老成本分配成为赡养人争议的焦点，各个赡养人在调解中难以得到满意的结果；其三是今后如何赡养老人成为变数，调解是否有结果都会在社会上形成负面影响。

（二）纠纷当事人对上级部门或领导解决问题的期望值过高，调解机构“弱势”

    调解机构无“裁决权”，调解不成，只能告知纠纷当事人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而个别群众“权大于法”的观念根深蒂固，认为上级领导才是“青天老爷”，他们不管自己的诉求是否合理，纠纷内容是否属于信访受理范围，对调解机构依俗、依情、依法动员和群众的批评教育不予理睬，不在调解机构组织下悉心解决问题，而是抱着“不闹不解决，大闹大解决”的心理，一次又一次地往县、州、省或进京上访找领导，而且是“谁的官大就找谁”， 期望上级领导给基层政府施压，迫使基层政府以经济手段解决问题，从而获得不当利益。因此，在个别纠纷中，调解机构非常“弱势”。

七、解决问题的思路

    一是经过调解部门多次调解，双方意见分歧较大，无和解基础的纠纷，终止调解，告知申请人走司法诉讼途径解决；

    二是用信访“三级终结”和“不予受理”程序规定，阻断申请人上访渠道，最终依靠司法诉讼程序解决纠纷。

    三是依据法律规定惩治缠访、闹访行为。公安机关可以根据其缠访、闹访的情节，对申请人给予训诫、拘留，情节严重触犯刑法的，依法予以处理。  （撰稿人 金长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