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讯网特约撰稿人    龙继辉

     ２０１５年是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深入推进的一年。完善司法责任制等４项改革第二批１１个试点省区市将选择好试点地方、抓好组织实施，其他省区市将抓紧做好准备，年内开展试点。根据改革试点政策建立的新型法院,在审判团队的运行上，谁办案谁裁判谁签发法律文书，不再像以往由庭长院长来签发。（1月21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法院的改革具有举足轻重的“风向标”作用。新型法院的建立之所以被寄予厚望，就是因为裁判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往那种由庭长院长签发法律文书的历史“怪胎”将“寿终正寝”，谁办案谁裁判谁签发法律文书的模式将成为唯一的“正道”。此举必将大大提高法律文书的含金量，法院的公信力就会水涨船高地提高。

    过去，法院裁判文书是以庭长院长签发作为生效要件，深深地打上了行政负责制的“烙印”。按理说，这种体制应该更能保证裁判文书的质量。毕竟，能当领导，虽不说有三头六臂，至少也有过人之处，扶不起的阿斗式的领导毕竟只是极少数。不过，领导的长处在于行政管理的驾轻就熟，而签发裁判文书是一项“技术活”，与“长官（庭长院长）”的级别不是正比例关系。“术业有专攻”。行政管理技高一筹的领导，签发法律文书不一定就擅长。即使领导审案水平也高，也不可能是件件案子都精通的“万金油”。由审案法官签发裁判文书就能扬长避短，发挥法官的专业特长优势。

    原有法律文书的“出炉”，要经过法官审理和庭长院长签发两个互相脱节的环节，通俗一点就是“审案的不判，判案的不审”。这种裁判方式必然导致审案法官裁判权无用武之地，庭长院长又因不熟悉案情，“轻而易举”就会判些“糊涂案”。更为可怕的是，一但庭长院长心术不正，冤假错案就可能“防不胜防”。以前出现的冤假错案大抵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堂而皇之”地“诞生”的。

    这种裁判“惯例”的“异军突起”，使得司法追责成为“真空地带”。如果追究审案法官的责任，审案法官则会“振振有词”地说：“这不是我判的，冤假错案与我有何相干呢？”如果追究庭长院长的责任，庭长院长也会觉得比窦娥还冤，“我没审案，判错了，岂不是情有可原？”“神仙打仗，凡人遭殃”，追责时审案法官和庭长院长轻松“过关”，受到伤害的当然就是当事人这个“冤大头”。所以，即使出现了冤假错案，审案法官和庭长院长都可能“不屑”吸取教训，以至于裁判文书的质量每况愈下，冤假错案成为无法避免的“新常态”。当然，最大的伤害还是法治中国被践踏。

    因此，法官裁判权与“长官（庭长院长）”脱钩是法治中国的题中之义。新型法院的建立，让审案法官有了“生杀予夺”的裁判大权。同时，司法责任也全部“发包”给了审案法官。为免予追责，法官都会沉下心来加强业务学习和技能练兵，模范遵守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这样的裁判机制，法律文书的质量怎能不“芝麻开花——节节高”呢？

    新兴法院的建立需要多管齐下。一要建立一支业务精通、品行良好的法官队伍。鼓励法官不断进修，让“活到老，学到老”成为法官的自觉行动。面向全社会选拔高素质的法官。比如，从社会上选拔既精通法律专业知识，又有丰富办案技巧的律师担任法官。二要严格责任追究。实行谁审案谁判案谁负责的“三谁”机制，终身追责，让责任追究的“紧箍咒”成为倒逼办案法官狠抓办案质量的不竭“动力”。三要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决不能让办案法官成为领导干部的“代言人”，否则，新型法院仍是换汤不换药的“面子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