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家仰融的滑铁卢

       金融与实业的冲突，与其说是利润分配和经营策略上的，不如说是基本思维理念上的。仰融并没有把所有的汽车项目放在沈阳，如金杯客车的发动机主要由四川绵阳提供，其他配件则由浙江宁波生产。然而沈阳方面则希望仰融能把资金和所有业务都留在沈阳。汽车工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相结合的产业，对于经济发展和就业会产生很大的拉动作用。而在产业链中，汽车零配件的利润大多好于整车，把零配件放在沈阳以外的地方，等于是“肥水流了外人田”。但是，在仰融的汽车战略里，要搞的是像美国通用、日本丰田那样全球配套的汽车工业，要用最低的成本造最经济的车，这就与沈阳国资公司产生了明显的分歧。
       为了摆脱国资的束缚，仰融再次施展腾挪资本的手段，准备另起炉灶——这给他日后涉嫌“侵吞国资犯罪”埋下了隐患。仰融一方面变现资产，一方面又开始寻找新的投资方向。他在宁波成立了宁波正通汽车工业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生产发动机。紧接着，他通过一系列的股权安排，让台商秦荣华成了华晨控股(此时已经改名为申华控股)的实际控制人。沈阳市政府显然不希望看到这一很好的融资平台被仰融剥离出华晨系。
       辽宁方面的还击是强有力的。先是利用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国有资产背景，通过中央财政将资产和权益划拨到辽宁省国资系统，从而确认了华晨的国有性质。这样，仰融充其量只是个国有资产经营人，随时可以被开除出局。在仰融与辽宁省政府的多次讨价还价之后，双方很难达成分配的共识，并最终撕破了脸面。
       2002年6月，上市公司华晨中国宣布，依照主要股东要求，经董事会决议解除仰融的董事会主席和行政总裁的职务。仰融则通过其担任董事长的香港华博财务有限公司向内地司法机构起诉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的侵权行为。这一诉讼虽然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济庭立案受理，但却由于辽宁方面启动了刑事诉讼程序，控诉仰融涉嫌侵占国有资产罪而被无限期中止。2002年10月，辽宁省公安厅发出一纸通缉令，让身处美国的仰融再也无法踏入国境半步。
       不认输的仰融选择了向美国法院起诉中国地方政府这一手段，这再次创造了一项“第一”。2003年8月，美国联邦法院哥伦比亚特区分庭，就仰融等起诉辽宁省政府非法侵占财产一案，正式向辽宁省政府发出民事案传票。
       收到美方通过外交途径转递的传票后，辽宁省政府积极出庭应诉，请求美法院驳回仰融的诉讼请求。美国哥伦比亚地区法院审理后认为，辽宁省政府征收华晨中国的股份是主权行为，辽宁省政府享有豁免。地区法院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在2005年作出判决，驳回了仰融的起诉。
       无论境内、境外的诉讼，一代投资大腕仰融均失败了。他曾靠汽车概念玩转了资本，还留下了“汽车是手段，金融才是目的”的冲击性名言，但或许仰融的悲剧亦正在此。他忽略了汽车产业的政治和社会意义，仅凭资本本能和商业规则捕捉商机，导致了他事业的滑铁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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