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届奥斯卡最终获奖名单尘埃落定，《拆弹部队》和导演凯瑟琳·毕格罗击败了《阿凡达》和导演卡梅隆，拿走了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阿凡达》是有史以来票房最成功的影片，它开创了电影技术的新纪元，但是奥斯卡没有给予它相称的地位，而反映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国大兵电影《拆弹部队》的胜利被看作是一种政治正确的胜利。但这种说法“很泛”，其实，它更是一种新的投票规则的胜利。

投票程序本身的不公

“投票规则”是经济学最有意思的理论之一，它是分析公共选择、民主等问题重要的“武器”。传统上，人们总是将“投票”看作是一种诚实的、清晰的表达，不考虑有几个竞选者（方案）、是否是多轮投票等等因素，只是强调投票者每人一票用“赞成”的方式选出自己喜欢的人或者方案，这就是公平的。

这跟本届之前的奥斯卡投票规则是一样的，大多数时候（1944年之后），竞选者是5部电影，有资格投票的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会员每人一票，每张票面上写着一部最喜欢的电影，然后选票汇总起来，计算谁的票数最多，有可能该电影只要超过20%的选票就会获胜，这是最微弱的胜利。

对于现代经济学的投票理论来说，这个规则早被证明是荒谬的，举个例子说，A、B、C三部电影，9个人投票，4人赞成A，3个人赞成B，2个人赞成C，A尽管没有超过半数，但在“一次投票规则”下当选，但投B的3人觉得C比A要更好，投C的2个人觉得B比A更适合，实际上有5个人都觉得A不行，但A偏偏当选了。因为A只需要在选票分散的前提下，拉拢到一些人，那么A就可以当选。

那么如何改进呢？一种自然的思路是排序，每张选票不能只写“我最喜欢的”，还要将“最喜欢的”、“感觉一般的”和“不喜欢的”都写出来排序，排序之后进行加分制，最喜欢的加三分，感觉一般的加一分，最不喜欢的不给分，这有点类似于足球比赛“胜平负”的加分规则。但这种“加分制”的前提是每个人都要诚实，这又不太可能。以拥护A的团队为例，他们知道在新的加分规则下，A不太可能当选，他们估计B最抢手，那么他们则会在排序的时候，将B放在最后以“消灭竞争者”（当然A还是排在他们选票序列中的第一位），于是滑稽的事情出现了，最平庸的C居然当选了。同时，“C粉”们考虑到在新规则下，B当选可能最大，他们也有动机将B放在序列最后的位置上，这时候就会出现更奇特的现象，A和C都有可能当选，而最有竞争力的B则淘汰了。

投票的过程本身，不仅表达自己的喜爱，也能表达出自己的憎恨；但某些计票规则仅仅看“喜爱”这一面，这样得出的结果其实也常常令人意外。正是因为投票过程“有爱有恨”，所以才会出现“退而求其次”，“退而求其次”的真正意思不是选择“次优”或者叫“第二好”，而是在我“最爱”之外选择我“最不恨的”，为的是将“最反感”的枪毙掉。投票理论也暗合了丘吉尔的名言，“民主投票就是一种（选择）最不坏的制度”。如上所述，一旦候选人超过三名、选民超过两名时，投票就会产生大家都无法确定的排序结果，这就是所谓的阿罗不可能定律。它的含义很深刻，也很沮丧：当候选对象超过3个时，在满足理性行为假定和民主的基本条件下，不可能找到任何一种方法或规划，使我们能够根据个人的序数偏好，得出具体的社会偏好。

选举还应排除“最反感”

但是阿罗带来的沮丧被后来者在一定情境下“破除”了，这就是图洛克等人的工作，具体的做法是：在有3个或者3个以上对象时候，还是坚持一次投票，不能进行多轮投票（否则将产生更复杂的博弈，发生独立性互涉问题)；每张选票内容还是一个排序组合，选票反映憎恨、喜爱和退而求其次；重要的是，引入“剔除”机制，即将一些大家都认为较差的竞争者剔除掉，自动生成新的序列，然后再进行比较。而它则可以相对温和地汇总社会偏好。

而82届奥斯卡恰恰使用了这一成果，首先，奥斯卡将电影提名从5个变成10个，扩大人们的选择面，同时扩大人们对不同影片进行排序的空间，并坚持一次投票选择，不进入多轮投票。其次，如果5800张选票中超过50%都将某部影片视为最爱，那么比赛结束，因为一半以上的人都给出了自己的“最爱”，在这个时候，“多数人的暴政”是合法的。第三，如果投票后没有影片超过半数的“最爱”支持率，那么就计算“最爱”支持率最少的影片，并将其剔除出去。于是所有选票就剩下9个电影的排序，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原本第二名的影片晋升到“最爱”，再重新计算。如果发现还没有出现影片超过半数的第一名支持率，就再剔除，再重新计算，一直到某部影片获得超过半数“最爱”支持率为止。

在这个规则下，它产生的结果也许不是激情的，但却是最能被广泛接受的；它不会满足某一个强势的口味群体，但却能抚慰最广泛的大众嗜好。阿罗不可能理论的出现，曾导致了经济学关于经济行为研究的困惑。奥斯卡的结果，只是这一理论的最新验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