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称“儿童安全堪忧”
据“女童保护”项目发起人孙雪梅介绍，在公开报道的2013年性侵儿童案件中，教师是曝光最多的犯案群体，达到33起；校长作案达到10起，列第三位，官员作案达到6起。
这严重冲击了社会的心理道德底线，对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的安全感产生了相当负面的影响。
北京海淀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庭长游涛则在其新浪微博中表示，审判实践中，性侵幼女案主要为邻里或小伙伴成年长者，家长监护不到位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尤其是跟随父母外出打工的幼女易受到侵害。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童小军指出，现在社会需要改变两个错误认识，建立儿童保护意识：“第一，性侵的受害者并非只有成年人。据我所知的案例，中国受害儿童的最低年龄是3岁，国外甚至有不到1岁的受害者案例。第二，不是只有别人家的孩子才会被性侵。根据国外和我国的统计，60%至70%的性侵儿童案件都是熟人作案。”
2013年下半年，“女童保护”项目在贵州、云南、北京、广东、湖北、江苏、山东等省市城乡地区的15所学校进行了儿童防性侵情况的问卷调查。
该项目对235名小学男生、219名小学女生进行的调查显示，仅有17.58%的孩子知道什么是“性教育”，60.88%的孩子不知道何为性教育，21.54%的孩子选择“似懂非懂(知道一点点)”。受访孩子的父母职业依次为：40.00%是在外打工者，33.48%为农民，13.26%是个体户或商人，2.47%为公务员，1.12%为教师，其他占9.66%。
报告称，当面对问题“如果遇到有人不经你和家人允许，要摸你或脱你衣服，你知道该如何求助和自救吗”，有23.6%的孩子选择了“不知道”。并且选择“会”的76.4%中，有占总数44.30%的孩子选择了“大声呼喊”。
但实际上，国内外防性侵专家都强调，性侵犯罪可能发生的地域有公众场合和密闭偏僻场所两类，如果儿童在后者的情况下大声呼喊，可能会导致犯罪者起意杀害孩子。由于缺乏系统、科学的授课，儿童这种对防性侵知识粗浅的一知半解，可能在特定情况下危及自身安全，造成恶性后果。
在“女童保护”项目访问的114名教师中，45.13%从没有对学生开展过性教育；而在902名受访家长中，对孩子进行过性教育的仅占35.92%，没有的达64.08%。
防性侵教材教案仍存空白
2013年9月，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四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指出“要通过课堂教学、编发手册等形式开展性知识教育，教育女学生了解预防性侵犯的知识，遭遇性侵犯后懂得如何寻求帮助”。
“但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经过专家撰写、科学论证的全国性防性侵教材教案，这一领域仍存在空白。因此，虽然广东等地方教育部门陆续出台了性教育或防性侵的读本，但仍缺乏权威性、标准性、可推广性，导致儿童安全教育的地方实践只能停留在一地、甚至可能是一届教育部门主管领导的任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曹义孙说。
曹义孙建议，应尽快研究出台全国性的权威防性侵课本、教案，填补教案空白。将儿童安全教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课程体系，让“安全教育第一课”作为小学新生入学第一课。
“未成年人是防性侵教育最应尽快惠及的人群。很欣慰看到女童保护这样的民间组织在推动防性侵教育，但这不可能只由民间力量来承担，希望能通过民间力量能推动制度的建设。因此，把安全教育作为小学生的入学第一课，是最合适的。”童小军说。
女童保护项目的调查报告还显示，82.89%的家长支持学校对孩子进行性教育。96.49%支持外来的公益组织在学校对孩子们开展“性教育”讲座。87.72%的教师认为，有必要将“性教育”强制纳入九年义务教育课程体系。
在性教育渠道的选择上，女童保护项目统计显示，49.23%的孩子希望通过“学校或老师的渠道”接受性教育，28.72%希望通过家长，8.72%希望通过伙伴，8.46%希望通过画册、书籍等资料，4.87%希望通过网络。
北京性健康研究会理事黄莉莉表示：“性健康教育课是一定要纳入儿童教育体系中来，而且越早越好。”
童小军建议，应当组织专家组尽快研究出台全国性、权威性、指导性的教师防性侵未成年人行为准则。比如“教师不得单独对异性学生留堂、训诫，如确有教学上的必要，应至少有一名同性教师陪同。如无同性教师陪同，教师与异性学生在室内单独相处时，不得关门。否则学生可拒绝教师要求或告知监护人”等。
“女童保护”项目建议，应鼓励地方教育部门、妇联组织、共青团少先队组织、民间公益组织对普及防性侵教育先行先试，比如印发基础性的防性侵知识小册子、开展公益性的讲座培训及互动活动、开通防性侵维权热线等。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