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纠纷调解场景。  戴查摄

　　“现在村里没人敢吵架了，吵一架得付出好几百块钱！”在贵州省锦屏县隆里乡华寨村村口闲谈的村民说。

　　村民说的是这个村专门调解夫妻、婆媳矛盾与邻里不和等纠纷的“劝和组”。“劝和组”有固定成员20人，但前往劝和的人数不限于该组成员，无论多少人，劝和之后，当事人都要付出一定代价--安排一顿“劝和饭”，招待“劝和组”成员。

　　据了解，这种“劝和”的形式促进了村寨的和谐，化解了许多家庭成员之间、邻里之间的矛盾。不过，一些被吃过“劝和饭”的家庭，内心并不是都很舒坦。

　　夫妻吵嘴催生“劝和饭”

　　华寨村三面环山，一幢幢吊脚楼和砖木结构的民居错落有致。2007年4月的一天，村民董启鹏借着酒兴，闹着要去“打麻将赌点小钱”。妻子不让去，他便和妻子吵了起来。

　　这一吵，把村支书、主任和十几个村民引进了家门，大家纷纷劝和。

　　“劝好了之后，大伙要我摆上酒席，邀请劝和人、邻居、亲友，热热闹闹吃一顿饭。”董启鹏吵这一架，请客就花了600多元。董也因此成为华寨村被“劝和”的第一人。

　　正是在这次“劝和”行动之后，华寨村诞生了“劝和制度”。

　　华寨村有近900人，汉族、苗族、侗族杂居，多种文化相融合，形成多元的文化。直至今日，人们依然固守传统的文化习俗，每逢过节和举办各种庆祝活动，村民们喜欢唱酒歌表达情意。

　　村支书龙运新回忆说，在吃董启鹏家的“劝和饭”时，他想到了成立一个“劝和组”的事。让他意外的是，他把这一想法当场说出来时，正在一起吃“劝和饭”的人都很赞成。

　　就这样，华寨村“劝和组”诞生了。“劝和组”由村里有威望、能说理会唱歌的18人组成。

　　龙运新解释说，“劝和”人员吃“劝和饭”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目的在于通过“劝和饭”的形式，达到“家庭和谐”，进而达到“村寨和谐”。

　　村民龙本举原本好赌，有一次妻子忍不住与他争吵后，主动请来劝和人员到家里规劝丈夫。“今天我把歌声开，要把酒歌唱起来。大家有歌大家唱，共劝他俩合起来。”劝和小组历经几天的调解工作，固执的龙本举终于摆下“和气饭局”，当着乡亲的面向妻子承认了错误。与妻子的关系和好之后，他家买了台货车跑运输，日子越过越红火。

　　自“劝和”小组成立以来，华寨村里一旦有夫妻、婆媳、邻里发生争吵或打骂，除了“劝和”人员之外，左邻右舍也会加入其中，在他家门前放鞭炮，通知乡亲前来劝解，吵架家庭就得做饭款待。劝架村民边吃边唱，从夫妻缘分、为子女着想唱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其冰释前嫌，重归于好。

　　“劝和制度”写进了村民自治合约

　　据了解，“劝和组”的建立是依据华寨村的《村民自治合约》。这个合约在2007年经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后进行了修改、完善，其中规定：“讲文明、讲礼貌，尊老爱幼，邻里和睦相处。严禁说脏话、骂街，严禁夫妻、婆媳、邻里吵骂打架。违者要自愿承担参与劝和人员的伙食。”

　　目前，“劝和”小组已化解了13户家庭的矛盾。“2007年7月以来，我们村没出现一起吵架事件。”村文书兼劝和小组成员吴兴叶说。

　　隆里乡政府有关人员表示：“劝和制度”有力地促进村寨文明、和谐，他们打算在全乡推广“劝和制度”。

　　锦屏县有关部门领导说，华寨村契约式的《村民自治合约》，是村民之间相互对其财产、人身及其他权利的平等约定，其内容“符合当前农村实际，符合传统习俗，没有违反政策、法律强制性规定，具有一定合理性、合法性和可操作性”。

　　劝和之后一定要吃“劝和饭”吗

　　那么，被劝和后，村民是否心甘情愿支付伙食费呢？

　　被吃过“劝和饭”家庭的孩子似懂非懂地说：“村里好多人来吃我们家的饭，我爸买酒买肉招待他们，害得我买玩具的钱都没有了。”

　　一些被吃过“劝和饭的”村民说：“劝和本身是件好事，谁家吵架了，在自己解决不了的情况下，都会指望大伙来劝劝。可是，为什么非要安排吃饭呢？”

　　主动请劝和人员来劝和的家庭说：“劝和是劝和了，但我当然希望是免费劝和。”

　　锦屏县圭叶村支书谭洪勇说：“圭叶村不会借鉴吃‘劝和饭’的做法。作为劝和成员，你劝和了人家，难道还要去吃人家的饭？那会给人留下‘为了吃饭而去劝和’的感觉。‘劝和’应该是心甘情愿的，免费的，不计报酬的。”

　　有村民笑着说：“吵架被劝和后，也许表面是好了，但内心说不定很不舒服呢。可能两口子一直为如何挣回伙食费而赌气，但又不敢再吵，憋在心里，比吵架更加难受。”一席话，把大家说笑了。

　　“劝和”模式在法律上能否站住脚

　　“劝和制度”在锦屏县产生，绝非偶然。

　　历史上，锦屏山民遵约守信，明清时期其自行拟就的契约约束力甚至超过了官府衙门律文。很多村民认为，这或许是“劝和制度”能够发挥效力的原因之一。

　　贵州民族学院民族学教授杨顺清认为：“劝和制”对别的地方来说，可能是个新鲜事，但在有着深厚苗侗民族文化底蕴的锦屏县华寨村出现却是件很自然的事情。“劝和制度”是传统民族“自治”文化的延续和创新。

　　贵州律师胡卫认为，华寨村的“劝和制度”实为民间调解机制的另种形态，是在现代社会中对民间调解的一种创新。但其规定的请客方式带有一定的强制性，通过这种强制可以取得促进村民秩序调整、社会和谐的效果，其合理性显而易见，但其合法性尚值得探讨。　　王远白闫志江